跳至主要内容

腊子口战役的谎言

 腊子口战役的谎言

作者: 博讯螺杆    2009-03-26 

据《红色旅游》资料介绍:腊子口是甘川古道上一处地势极为险要的峡谷隘口,地处迭部山层峦叠嶂的峡谷之中,是川西北通向甘南的门户。“腊子口”为藏汉合音,“腊子”藏语为山青之意,藏汉合意为山青上的口子。天险雄踞腊子河,由东西两座山峰聚拢形成一道石门,两峰底端相连,峡谷长30米,宽不足8米,崖高500米,崖顶相距不过1米,有一座1米多宽的小桥,崖下水流湍急的腊子河由北向南纵穿隘口。当年,国民党守军的碉堡就建在峰顶,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天险门户。

关于腊子口战役,纪念红军长征70周年的《重庆晚报》是这样报道的:

“国民党军在岷县、腊子口地区配置了2个师,其中甘肃军阀鲁大昌的14师两个营驻守腊子口,1个营扼守隘口,1个营配置在隘口后边的三角形谷地,师主力在隘口以北至岷县一带,可随时增援。敌军在桥头和山崖上构筑了碉堡,形成交叉火力网。毛泽东知道,红军左侧有卓尼杨土司的上万骑兵(注:卓尼杨土司同情红军,他的骑兵构不成威胁),右侧是胡宗南主力,如不能突破腊子口,就会面临敌人三面合围,红军只能重回草地。毛泽东果断地下达了‘两天内拿下腊子口’的命令。

9月17日下午,杨成武的红4团向腊子口发动猛烈进攻,连续冲锋十几次都没成功。部队重新研究作战方案,由政委杨成武率队正面夜袭,夺取木桥;团长王开湘率领第1、2连,迂回到腊子口右侧,攀登陡峭崖壁,摸到敌人后面去。迂回部队摸到腊子口右侧峭壁下后,善于攀援的12名苗族战士手持带铁钩的长杆,顺着陡壁最先爬上去,后面的战士也随之而上。登上山顶的红军用手榴弹向敌人猛砸,炸得敌人魂飞魄散,扔下枪支仓惶逃命。党中央率陕甘支队迅速通过腊子口后,9月20日进占甘南重镇哈达铺”。

红军“攻破”腊子口“天险”,还见于《解放军报》(甘肃迭部9月24日电/记者李敬坡)的报道:

“毛泽东在迭部县旺藏乡茨日那村果断下达了‘三天之内拿下腊子口’(注意:这里又变成了三天)的命令。然而,敌军鲁大昌部在方圆不足百米的险要地带,集中了两个营之众,堡垒林立,组成交叉火力网,死死封锁山口。 

夺取腊子口的战斗任务,交给了曾飞夺泸定桥的红4团。红军经过雪山和草地,基本没有可以摧城拔寨的重型武器。那么,该如何突破横亘在眼前的这道天险?甘南军分区政治部主任陈武给记者讲述了一个被叫做云贵川的无名苗族战士的英雄壮举。‘当时战斗打得十分惨烈,强攻多次仍无法拿下,只能智取’。陈武说,这位苗族小战士从贵州苗区入伍,没有名字,参加红军走过了云、贵、川,大家都叫他云贵川。他从小在家采药、打柴,经常爬大山,练就了一身攀登陡壁的本领。关隘久攻不下,云贵川毛遂自荐,用一根带铁钩的长杆子钩住树根或岩缝,一把一把地往上爬,硬是从绝壁攀上崖顶,放下绳索。迂回部队便顺着这条绳索一个一个地攀上去了。敌军没有想到,红军居然从笔立陡峭的崖壁攀越过来,如神兵天降,一举解决战斗。然而,在这次战斗中,云贵川却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牺牲时只有十六七岁,连真实姓名都没留下。”

而在《甘肃省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网页上,则出现了与最权威的《解放军报》的描写相悖的报道:

一次又一次,红军的七、八次攻击都未能成功。从俘获的敌人口中得知,天亮之前还有从岷县方向增援的敌人赶到。情况十分严峻。‘要智取,不能强攻’。一名叫云贵川的战士带领十几名红军从右侧的山脊上爬上去,另外两个连的兵力从左侧一条不起眼的山沟里向腊子口纵深山脊迂回成功。随着三颗红色信号弹的升空,一路从正面进攻,一路从山腰向下打,另一路则从腊子口约2里的纵深山脊上俯冲下来,进入腊子口内与敌人激战。上、下夹击,内外夹攻。‘腊子口上降神兵,百丈悬崖当云梯’。敌人万万没有想到红军会从悬崖峭壁上打下来,弹药库又被摧毁。经过5个多小时的激战,腊子口被智勇双全的红军攻克。成为长征途中出奇制胜,以弱胜强的战例”。

好了,现在我们知道,整条峡谷全长才三十米(一颗手榴弹的投掷距离),最狭窄之处是八米(一间教室那么宽),这个最狭窄部分就是隘口,前进方向的右侧是万丈深渊,如果国民党守军真的想阻挡红军,只须在最狭窄处设置障碍,几挺机枪火力封锁即可,根本用不着在山顶修什么碉堡工事,即使修,也只能在隘口的对面山崖上修,但因为悬崖全高五百米,即使隘口在半山腰处,距崖顶至少也要有二百米以上,在八米宽的地带,红军的炮火(迫击炮)不可能向上发挥作用,更重要的是,碉堡至隘口的距离超过了枪弹有效射程,那么守军的碉堡不就是自欺欺人的摆设吗?除非这碉堡与悬崖垂直平齐或贴在崖壁上,但即使这样修好了也无法射击,怎么向下瞄准?子弹能拐弯吗?那么就只能扔手榴弹,居高临下的扔,但是隘口还有自家兄弟,不是一块都炸死了?在碉堡里向外扔手榴弹,怎么扔?就算在碉堡外边扔,又能扔多远?所以现在人们看到的碉堡和所有“激烈战斗”的“遗迹”,都是为了“红色旅游”而复制的。

为了自园碉堡和扔手榴弹之说,“革命传统教育”又通过《法制日报》编造了守军碉堡无顶盖的谎言:

“王开湘和杨成武利用战斗的间歇,带领营、连干部到前沿仔细观察地形。通过侦察发现,或许是构筑时间仓促,或者是自恃天险,扼守在要道的敌人碉堡上面竟然没有顶盖!这就是说,如果距离合适,把手榴弹投进碉堡没有任何障碍。但从正面投弹显然不行,红军处在仰攻的位置,根本无法接近碉堡。如果能组织一支部队从侧面的石壁迂回上去,就可以用手榴弹轰击敌碉堡,拿下腊子口应无问题。从侧面迂回上去有没有可能?守敌大部分兵力虽然是集中在正面,两侧几乎没有防守,那是因为耸入云霄的峭壁人迹罕至,无路可攀,敌人根本不相信红军能爬上去。红军不同于旧军阀,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内部实行官兵平等的 “军事民主”,发动广大指战员开动脑筋想办法。(人民网>军事>资料>重解长征之谜>战役之谜)”

编造了守军碉堡无顶盖的谎言之后,还是不能体现战斗的合理过程,因为所有的报道和回忆都没有记述这一重大战役的伤亡情况,国民党守军方面也没这方面的记载,倒是《百度百科》提供了一点信息:

“聂荣臻来到腊子口桥头,面对半尺深的手榴弹破片层,伫立良久,慨然长叹。他想,关非不险,路非不难,倘使我们的部队有一营之众纵深防守,纵有10万之师又焉能扣关而入?是我们的部队太勇猛、太机智了!没见伤亡数字。据我估计,最多几十人。因为战斗规模不大,且采取了佯攻和偷袭方式,敌军一触即溃”。

从以上几段回忆记载来看,腊子口战役的战况是矛盾百出,这个说“堡垒林立”,那个又说“两侧几乎没有防守”,那正面应该怎样排列林立的碉堡?这么大的“战役”居然没有伤亡统计和立功人员!没有付出重大代价,怎么能称之为天险和激烈战斗呢?关于那个苗族战士,也描述不一,有说是他一个人的,也有说是十二个苗族人的,最后干脆说这个小战士牺牲了,死无对证。事实上也不可能存在攀崖的战斗过程,几百米高的悬崖怎么攀登?不借助绳索只靠一根带钩的长杆子,能攀上几百米高的崖顶吗?几百米长的绳索有可能随军携带,但十二根带铁钩的长杆难道是随军的铁匠炉打的?所以《甘肃省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修正了这个神话:一名叫云贵川的战士带领十几名红军从右侧的山脊上爬上去,另外两个连的兵力从左侧一条不起眼的山沟里向腊子口纵深山脊迂回成功。从山脊上爬上去和攀崖是不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关于伤亡,近来有网络写手芦笛先生云红军“伤亡逾千”,但查遍资料也未见有“伤亡逾千”的记载。也许,在中共早期的《红旗飘飘》《星火燎原》等回忆录上有这样的记载,伤亡逾千(超过一个团)属于重大伤亡,但如果伤亡逾千,那几米宽的隘口岂不堆尸如山?伤员又怎么抢救呢?

事实应该是这样,红军从正面进攻隘口不果,就采用了从右侧上山迂回的战术,解决了封锁隘口的右侧山上工事(如果真有工事的话),而国民党守军都是地方军阀部队,一无战斗力二无决心死守,见红军侧翼包抄就“一触即溃”的一轰而散了,估计国军是零伤亡,所以才未见国民党方面有伤亡记载,既然“战斗规模不大”,又何谈为战役?且不论红军漠视战士生命,至少,那个苗族小战士的形象应该有很多参战者能记忆清楚,怎么只见有杨成武的回忆呢?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的勇士们都有名有姓,为什么腊子口的“十二勇士”一个也没活下来?而且无名无姓?要知道他们并不是正面攻击敌人,而是背后包抄敌人,而且不只是他们十二个,是两个连的兵力!居高临下用手榴弹进攻没有防备的无顶盖碉堡中的敌人,怎么会有重大伤亡?

由此可见,所谓腊子口战役和那个“飞夺泸定桥”一样,都是夸大事实的谎言。看看下面这幅隘口的图片,就知道腊子口是不是“天险”了。

图片 腊子口





评论

此博客中的热门博文

西门庆之死

  西门庆之死     西门庆到底死于什么病?《金瓶梅》七十九回的说法,西门庆是死于“精枯髓干”,这是依据中医的理论:肾精亏损,阴阳两虚,轻则早衰,重者致命。中国俗话说“没病不死人”,历史也告诉我们,除了战争杀戮和自然灾害,导致中国人死亡的原因就是各种疾病,这些疾病被中医归纳为五劳七伤,二十四痢,三十六种风,七十二种气,一百单八杂症。。。。。。等等(注 1 )。纵欲而亡,就是其中的“色痨”。不过微妙的是,现代中医所指的“色痨”与“肺痨”是通病,有扯不清的关系。我们知道,现代中医也是离不开听诊器和 X 光的,这叫“中西医结合”,那么究竟“肺痨”是什么时候与“色痨”混为一谈的呢?不得而知。伪科学之所以能骗倒很多人,就是因为它多多少少的也沾了一点科学的边,比如说“肺痨”是感染了“痨虫”,这很可能就是中医认识了西医以后,也就是“赛先生”来到中国之后,“洋为中用”与时并进的的时髦,不过是将人家的结核菌山寨成了“痨虫”,因为“痨虫”或者“精虫”都是肉眼看不到的,除非中医在李时珍那会儿就有了显微镜。   既然中医认为“肺痨”是“感染痨虫,正气虚弱”所致,那就应该和酒色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了,说“肺痨”即“色痨”,岂不等于说肺结核病人都是色欲过度吗?所以,这两种病之间的关系如果按中医理论解释,只能是越解释就越糊涂。而西医的解释就很简单了:人体中最容易被细菌入侵的部位是粘膜组织和上呼吸道,所以感冒也是常见病,又因为性生活过度会造成免疫力低下,结核杆菌就乘虚而入了,这之中虽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但间接因果关系还是存在的。另外的证据是,在西药没引进前,中国人的“肺痨”多发于男性青少年,在现实生活中也不难观察到这种现象,当过校医的都知道,很多男孩子在十六七岁时都是豆芽菜瘦弱体形,而且普遍患有膝关节炎症和肺纹理增强等功能性疾病,这种营养不良造成的体质虚弱,当然可能与频繁的手淫有关系。 实际生活中,究竟有没有“纵欲而亡”的现象?我认为,在现代卫生条件下,即使房事过度也没可能发生“精枯髓干”的事情。所谓“纵欲而亡”,实则是突发性心脑猝死。“精枯髓干”这种观点,完全是违背生理科学的,因为人体的各部器官,都有制约机能和免疫机能,比如劳累了肌肉就会酸疼,吃了腐败食物就会上吐下泻。那么男人在性生活过程中,也是有不应期的,这个不应期机制,决定了雄性动物没...

三千万人头打天下?

三千万人头打下来的天下? 首发  2010-08-04 阿波罗网 八九六四时,中共老军头王震说:共产党的政权是三千万人头换的,谁想要拿三千万人头来换。这句话在当时曾广为流传,被共奴们津津乐道,这意思是说共产党打下来的天下就应该由共产党来坐,而且当年的春晚还大唱《打江山坐江山》。中共执政后,对中国人民搞了半个多世纪的愚民教育,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教育,就是宣扬土匪逻辑,枪杆子里出政权,农民起义创造历史,宣扬打江山者坐江山的合理性,比如 “ 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统一了中国结束了战乱 ” , “ 继承革命先烈遗志当好共产主义接班人 ” 等等,这使得中国几代人都不知民主二字是什么?绝大多数愚民的脑仁还停留在大清时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以为这国家的每寸土地一草一木都是共产党的,明明是自己在辛辛苦苦的劳动养活共产党,却以为是在吃共产党的饭,是共产党养活了中国人民,多荒唐! 打江山坐江山这个说法,是土匪军阀的逻辑: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处过,留下买路财!我打下来的地方就归我,天下是我打下的,就该我坐。古今中外的专制统治者,都是这个逻辑。 谁打的江山就由谁来坐吗?这样的社会,是不是倒退了至少两千年?我为什么说是倒退至少两千年?因为即使是最专制的封建王朝的皇帝,一般也都不敢公开宣扬这种土匪逻辑,他知道这样宣扬的结果,肯定会使老百姓产生 “ 皇帝轮班做明年到我家 ” 的民主思想,帝王将相宁有种乎?那他的龙椅还能坐的稳吗?所以他是不能这样讲的,而是制造真命天子的神话来愚弄人民,争取老百姓对其统治权的认可,获得执政合法性。但是这个逻辑进入现代社会就说不通,在现代社会,它不是执政的正当理由,和封建皇帝一样,这种理由一旦被认定为执政合法性,譬如在宪法或者党章中如果这样写:打天下者坐天下。那拥有这部宪法的社会就会永远不得安宁,就会一直处于战乱之中,因为既然你在宪法中明确了暴力夺取政权是合理的,那别人也都会来暴力夺取是不是?更重要的是,社会在发展,历史在前进,今天的中国人民已经觉醒了,认识到了什么样的制度才是民主的,什么样的政权才是合法的,什么样的价值观才是普世的。所以今天的中共为了政权的稳定和颜面,就不会象过去那样,愚蠢的公开论证这种土匪逻辑的合理合法,也就不好意思再唱什么 “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 ,更不好意思再唱 “ 打江山坐江山 ” 了。 用枪杆子打...

红歌、语录歌和忠字舞的兴衰

 红歌、语录歌和忠字舞的兴衰  所谓红歌,也叫革命歌曲,是宣传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为共产党歌功颂德的。红歌历史悠久,它起源于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共产革命时期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从安源煤矿唱起,到江西到陕北苏区。那个年代,最有名的革命歌曲是国民革命歌(北伐军歌)和劳工神圣歌和农会歌等,都是老歌填新词,有些歌曲甚至照搬了北洋军阀的军歌,如北伐军歌就是法国儿歌改编的,劳工神圣歌和农会歌等,则是根据京戏曲牌改编。红歌为什么要用民歌或戏曲的曲调?因为人们熟悉它们。有部电影《黄土地》,就是描写一个八路军文化干部深入到农村去收集民歌,然后再改编创作红歌的故事。虽然大部分民歌的内容都很低俗下流,但是填了革命歌词,立即就华丽转身了,如众所周知的《东方红》。 共产党非常重视利用歌詠娱乐这种形式,使之成为政治宣传工具。1929年,刚上井冈山落草的毛泽东就在《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规定:“由各政治部负责征集并编制表现各种群众情绪的革命歌谣,军政治部编制委员会负督促及调查之责。在红军俱乐部中开展音乐、演剧、打花鼓等文艺活动,鼓励收集民歌填入新词”。“革命老区”的红歌最多,因为那是共产党的老巢,还因为“革命老区”普遍贫困落后,人民生活艰辛,就要靠唱歌来消解苦闷忧愁,这是一种特殊地域的风土人情。同样原因,贫困地区的流浪艺人多,也起到了传播和交流作用。中共最初因缺少音乐工作者,大量采用民歌曲调改编成革命歌曲,反而歪打正着,因为民歌旋律美,朗朗上口是下里巴人,共鸣广流传快,能为宣传共产主义暴力革命推波助澜。 概括而言,红歌的流行分为几个时期,其中流传下来的,我大略统计了一下: 一是二十年代共产革命初期的工运歌和农运歌,这一时期的红歌以《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部歌》和《农友歌》为代表,大约有三十多首;二是三十年代的抗战时期,以《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游击队之歌》等为代表,大约也有三十多首,此外是由音乐工作者谱写的《黄河大合唱》等;三是内战时期,以《战斗进行曲》《咱们工人有力量》《团结就是力量》等为代表,约五十余首;四是中共建政后的所谓“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因为有大量的音乐工作者进行专业创作,这个时期的“革命歌曲”是开始脱离了民歌改编的形式,以《歌唱祖国》《社会主义好》等为代表,还有电影歌曲和军旅歌曲等,超过了五十首;五是文革,占较大比重的是颂歌,还有语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