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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书法的伟人题词题字

 

非书法的伟人题词题字  

首发 2007-12-27 海纳百川 

中国有史以来的大人物精英分子,上自皇帝下至州官或文人,差不多都有到处题词题字的癖好,这是因为此举:一可彰示功名显赫才华,二可扬名天下千古垂青。我们的祖先是很喜欢竖碑立传的,在石头上刻下字,为自己或某人某事留下历史见证,这确实是个好办法,因为石头这东西,比起竹简和纸寿命最长久,可谓千秋万代。不仅如此,为了增强这个永恒和稳固,还以长寿安静的石头乌龟来驮这石碑,若论功过是非,且看王八驮碑!可能,人类最早在石头上刻字立碑的应该是中国人。秦始皇东巡登泰山封禅,发现此山巍峙东海,突兀中原,当临绝顶有与天共壤之感,人神之间几近一步之遥,于是命李斯撰写泰山石铭,记载自己的丰功伟绩以图留芳百世。不过那时的汉字书写,还没有后来那么多字体变化,只有李斯发明的小篆这一种,此前,是周代的钟鼎文和籀文,在早是甲骨文,完全是象形字了。 

象形字是从绘画演变来的,这是人类最早的文字,后来各民族的文字就分别因语言的不同而演化为不同的拼音字母,而汉字就没能跳出绘画的圈子,绘画是能传神的,因为它讲求意境和思想,汉字也具有这个特性,在中国古代绘画作品中,文字和绘画始终也是扭结在一起,字离不开画,画离不开字。所以汉字与其它民族的文字不同,它是可以作为绘画艺术来欣赏的,一个或多个汉字,特别是象形字本身就是一幅图画。而换了其它民族的现代文字,如人们熟悉的拉丁字,罗马字,阿拉伯字,梵文,直至由汉字进化而成的日文韩文等等,怎么美化修饰,看起来它们也只能是文字。所以,中国人的写字其实是在画字。 

汉字字体的发展经历了篆,隶,楷(魏),草(行),这四个大阶段,每种字体又因人的书写习惯和审美意识不同而形成了不同风格,同时这四种主要字体本身也是各自独立的,风格鲜明,形态各异,如果象郑版桥那样,将多种字体同时书写,又会产生一种新的风格。既然汉字书写有这么丰富的变化形式,它自然而然就成为一种艺术了。说它是艺术,就要有其博大精深的学问在内,这个学问,历代书家都有论述,比较有代表的论述,如王羲之《论书》(真伪未考):“夫纸者阵也,笔者刀鞘也,墨者鍪甲也,水砚者城池也,心意者将军也,本领者副将也,结构者谋略也,扬笔者吉凶也,出入者号令也,屈折者杀戮也。夫欲书者,先干研墨,凝神静思,预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动,令筋脉相连,意在笔前,然后作字。若平直相似,状如算子,上下方整,前后平直,便不是书,但得其点画耳”。读此论述,我们就能知道,汉字书写艺术的表达过程是包涵了思想活动的,绝非简单的写字,所以人们才称这种艺术为书法。 

汉字书法艺术是中国国粹。书法造诣,要靠摹帖来培养,因为称作国粹的东西,是容不得改革的,人们习惯了的事物,面目一经变化,就不粹了。国粹还最讲“科班”资历,非此出身就不正统,也就难以得到权威的肯定,没有权威的肯定,你就难以被本行业或本专业的社会认可。你没有摹过帖,没有经过师传,你的字就没有“帖气”,没有来头,就很难出头。“科班”这东西,最讲门派出身,弟子三千簇拥大师,都希骥靠了大师的名气出人头地,其迂腐风气历来如此。 

但在中国的官本位传统下,伟人和名人就例外,他们的字写得再拙劣也是神来之笔,自有书法家替他润色,英明领袖华主席喜欢书写他的“颜体”大楷,到处大书特书,但至今人们所能看到的,只有《毛主席纪念堂》匾额题字,而且它是被书法家们修之又修才定了稿,因为华的颜味太足,横竖粗细比例悬殊,笔笔鼠尾,其丑无比。伟大舵手毛泽东的“书法”,也是经过一番作秀处理的,横拉斜扯,似乎是自成一体,不过知道一些书法知识的人都不难看出,这字体仍是怀素的,并没有成为“毛体”。因为书法家必须走过一条相当艰苦的道路才能成家,而且他们的文字书写功底也应该相当雄厚,这种修养非朝夕可蹴。毛泽东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时,书写的是一种很幼稚的,毫无贴气的隶魏混合书体。毛于抗战八年期间,在延安窑洞无所事事,就研究哲学演练书法,写了“三论”,攻习了怀素的贴子。怀素的狂草胜于刘伶,有如奔腾野马,于放荡中隐含着霸气,这极符合毛泽东的秉性。“毛体”书法即出,天下竞相效仿,刘副主席半领真谛,林副统帅画虎类犬,得其精义者唯其好学生江青,她的字与毛的亲笔几可乱真。其实,现代中国领袖伟人中,鲜有能为书法家者,毛也不可能例外,但由于中国文人中盛产郭沫若这类马屁精,也就使得非书法的伟人名人书法得以泛滥成灾了。 

中国各地的名胜寺庙都有笔砚侍候,以备名人题字题词。因为有了名人伟人的足迹墨宝,就会吸引更多的游客施主,收到更多的善款。名人伟人获得了不朽,名胜也为地方政府增加了可观的收入,皆大欢喜。泰山的游人多,名人题字刻石也居众山之首。八十年代初,中共诸首长军头纷纷前来泰山题字,题的泰山凡有石头的地方都有字,几乎成了碑林,犹如炎黄子孙们在女娲肚皮上涂鸦。 

其实伟人名人藉名胜留芳百世的行为,是一厢情愿,是过于乐观的为自己过早下结论。赵佶严嵩书法之绝,并未因此而冲淡他们的恶名。岳飞的《出师表》经考证虽非真迹,但后人宁愿认作他的手笔争相临摹。乾隆经常在民间走动,患了严重的题字癖,而且他是皇帝,大有资格为天下书,特别是商贾大受其惠,因为有御笔钦点,臭豆腐也成了名菜。尽管如此,至今却无有“乾隆体”,这是因为他的字还没有达到炉火纯青能为天下师的水平,他的字结构稀松,四平八稳,无肩无骨,和八股文章一样,没有个性,所以后人就把附庸风雅,胡乱题字的无聊行径讽为“乾隆遗风”。同样是皇帝的李世民,虽然并未曾到处题字,但他的字却是后世公认的好书法。 

说到乾隆的书法,应该提一提我们那位也酷爱到处题字的军委江主席,在当代中共领袖中,除了胡锦涛胡总书记,论“书法”工夫还唯江莫属,但学理工的出身,文字上的功底非能与国学家相比。因为历代书家,同时也必须是国学家,不然他的碑贴会错字百出,岂不误人子弟?乾隆是皇帝,金口玉牙,所以他写错了字也是对的,自有臣子们立刻将这个错字收进康熙字典,专门为他造一个字。但我们这个时代与乾隆时代就不同,不是封建王朝,党和国家的领导们,至少在表面上不能贵为天子,包括毛泽东在内,也不至于霸道的以错就错,尽管有郭沫若说这是伟大领袖故意写错的。而江主席的国学,更不能与老毛结攀,人贵有自知之明,每逢题字时,就一定要意在笔先,细细斟酌推敲,不然就会经常遇到象“舘”与“馆”之类的困扰,因此江主席出行,是有智囊团陪同的,这智囊团中就有国学大师,来参谋江主席的书法,提醒他避免写错字。对书法有兴趣的朋友,不妨拿江主席的字与乾隆的字比较一下,还是挺相像的。 

雷锋纪念馆的“馆”字,如果按简化字写,没错,但是按繁体字写,那江总书记江主席就写错啦,因为在汉字没简化前,饭馆的馆与楼台馆所的馆不是一个字,后者应该是“舘”即“舍官”,汉字简化后,这两字就合并为一个“馆”。但在书法艺术中,为了保持汉字的文化底蕴,依例要坚持两个馆字的不同用处。在这方面,中共元老中还是有学问渊博的人,比如董必武,他当年的“辽宁工业展览馆”就没写错,写的是“舍官”,而不是“食官”,董必武为该馆题匾时,汉字简化方案早已推行,但汉字书法习惯是保留了繁体写法,除了草书的两“馆”相似,舘字与馆字在篆、隶、楷中还是要按字义区别书写。据说,江泽民在题到馆字时,还真的犹豫了片刻,但是身旁的饭桶智囊却告诉他两字是通用的,结果他还是写错了,如果江写的是简体字,倒也说得过去,行草区别并不是很大嘛,“食”与“舍”旁,就是一勾带过而已,然而江总书记偏要卖弄繁体字,写了个饭馆的馆!

 

江写到馆字时为什么犹豫了片刻?这里有个插曲,了解文革的都知道,董必武在文革时也是被搞得灰溜溜的,被毛泽东冷处理了。文革后期军人坐大,辽宁工业展览馆也要增加毛泽东思想和阶级斗争内容,就搞了全面改馆,“辽宁工业展览 董必武题”这几个字被敲掉了,要重新题写。当时也不知是陈锡联还是毛远新,一拍脑袋就说,名人题字落款是封资修,再说现在哪个名人没问题?咱们部队不也有书法家嘛,就用我们工农兵的字吧!于是就命沈阳军区的一位二百五书法家,题了“辽宁工业展览馆”,而且是简体字的“隶书”,不伦不类的,比如“工”字和“展”字,一个字中居然有两笔波横(扁担横),全没了书法规矩,这事儿曾是中国书法界一个大笑话。现在,江总书记这个饭“馆”也成了中国书法史的一个笑话,相比之下,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女士的茂字多画了一个点,不过小菜一碟不算什么。最要命的是毛新宇大校,他最著名的墨宝是“一师是个好学校”。 

中国的碑林也是世界一绝,学书法者用来习字的“帖”,也大部是从碑文上拓下来的,能否使大师们的笔迹千古,石匠的刻刀功夫也是至关重要的。笔者曾应某市政府书写一桥头碑铭文,结果被石匠自作聪明的改个面目皆非,庸俗不堪,魏体变成了楷体,个性风格完全丧失,无奈之下只好将落款涂掉(随便是谁写的好了,反正不是我螺某人写的)。西安碑林,集历代书法家之大成,立志学书法者不可不观摹碑林。不过,中州河南为发展旅业,也纠集中国当代的名人名家们在芒炀山搞了个现代碑林东施效颦,但铜臭气过浓,结果是谁肯掏钱,谁就可以立一座碑具名落款,如同古人的捐款修庙,在碑文中留下“某员外捐银二百两”一样,至于文字是否为书法艺术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到此一游”这泡猴尿。 

中国历代书法家,千百年来不过数十位,而改革开放竟使华夏大地瞬间涌出了上千个“书法大师”,和假烟假酒充斥超市一样跻入了书法家行列。这些才子们的大名,可以从近些年书摊上减价处理的各类《现代名人大辞典》中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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